“新经济”的微观基础及其对“发展”主题的启示

●以厂商理论为视角考察新经济的动力结构，不仅有利于把握新经济产生的微观机理，而且有利于深化对“发展”这一范畴的理解。

●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一方面是一种全局性调整，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创新式调整，其微观基础，正在于具有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

●我国不仅要适应新经济的结构调整，还必须强化新经济规则的运用，以规范厂商的市场行为。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从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层面，对新经济的实质与动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微观层面的分析明显不足。事实上，解析新经济的微观基础，不仅有利于把握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理解。

尽管理论界对“新经济”这一概念迄今仍有不同的诠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人们对于新经济的关注始于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奇迹”。为充分论述新经济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我们有必要考察美国新经济，这也是我们认识新经济的切入口。首先，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增长格局，无疑是对标准菲利普斯曲线的挑战。按照反映失业率与通胀率相互关系的标准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胀率几乎是宏观政策的一个难以逾越的“两难选择”：要么高通胀，要么失业率上升，两者必居其一。然而，美国经济近十年来年均增长率达到4％以上。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就业率的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包含着一个基本命题，当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时，通货膨胀率将比预期的要高。但实际上，美国同期通货膨胀率反而出现下降，仅为1．5％左右。其次，经济扩张期的延长，不仅打破了二战以前的周期格局，还创下战后景气繁荣期最长的奇迹。从持续的时间上看，二战以前美国经济的所谓景气扩张大多是“短命”的，平均不过30个月。而最近这次超常的景气扩张则是战后最长的一次。目前，不少人认为美国经济的增速已达到顶点，即将转入“软着陆”阶段。应当指出的是，即使美国经济增长出现回落，也不能断言新经济消失。一方面，回调并不意味着萧条，主动回调作为矫正预期偏差或挤出泡沫的一种理性行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新经济”并不是“神经济”，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新经济是一种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波动和回调的经济。波动和回调是经济运行的常态，关键在于其振幅的大小。只要不是大起大落或大衰退，则意味着其微观基础是健康的、运行机制是有效率的。再次，新经济带来了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扭转了过去长期赤字财政的窘境。财政状况的好转，不仅仅是增加了政府的预算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意味着资本市场的资金供应流量在扩大，从而为贷款利率的降低提供了重要条件，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信心。总之，在新经济的推动下，美国经济不仅走出了“滞胀”的怪圈，而且形成了一条新的周期曲线和效率曲线。

对于新经济产生的动因，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将其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因素：一是新经济体系自身所包含的各种“内生变量”，特别是信息经济推动下的结构变动，以及在互联网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二是同新经济相匹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然而，经济体系的变动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离不开其微观基础的重塑和创新。新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总是以新的厂商结构为基盘的，社会经济微观基础的重组是经济运行机制创新的直接诱因，也是保障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条件。

厂商作为市场活动的微观主体，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微观主体的经营活力和扩张能力，是一国经济商业周期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厂商的活力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有着高度相关性。网络技术革命对厂商的经营活动存在着双重效应。一方面，厂商之间的信息均等化效应，即任一厂商都可以在不受时空约束的条件下获取同等的信息，从而打破了厂商之间在信息占有上的非均衡格局。而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均等化不仅是单个厂商机会均等化的前提，同时也是促使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保障。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成本效应。网络技术不只是一种简单地将计算机与通讯业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发明，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新的生产函数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其边际成本具有递减性质。在边际成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厂商边际收益趋于上升，其经济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内产生的是正的财政税收效应，对外则形成引导世界经济变革的扩张力。人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经济的“变革功能”，其直接表现便是厂商结构的调整。网络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厂商已被置于一种只有永续创新、不创新则被淘汰的境地，缺乏创新活力的企业逐步从市场中消失，让位于更有活力的新企业。例如从Btoc到BtoB再到宽带多元化的每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企业重组并导致资源配置均衡格局的再造。因此，厂商结构调整是支撑新经济活力的深层原因。

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厂商组织结构的变动。这种结构变动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并使其摆脱了传统商业周期的束缚，形成了战后最长的一次景气扩张。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通过厂商组织结构的调整来完成的。一方面，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得厂商组织结构的柔性进一步扩大，巨型跨国公司与中小型企业获得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信息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使企业的张力突破了时空界限。因而，跨国公司得以将其经营触角伸展到世界各地。同时，信息时代又是技术创新速度加快的时代。例如，Internet网络的信息传输量每隔半年就会翻一番。中小企业的灵活多变性则满足了这种“高速度”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从厂商的内部结构看，网络经济使得传统的“金字塔”式的高型组织结构逐步成为多余，中间管理者数量急骤减少。随着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形成，劳动生产率水平进一步提高。可以说，厂商组织结构的调整是支撑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的微观基础。

此外，信息化、网络化不仅意味着厂商业务流程或组织过程的再造，而且，作为一种创新活动，在引入新的生产函数的同时，必然要求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匹配。因而，新经济微观层面的意义在于诱导企业的制度创新。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直接动摇了传统交易方式的基础，并改变了消费需求的实现方式，从而使得厂商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市场效率对信用制度的完善具有越来越高的依赖度。网络经济也打破了传统的竞争模式，厂商在项目前期研发资金的大规模投入，意味着短期收益对厂商行为的激励作用逐步弱化，预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正被拓展到全球市场，从而形成全球性网络化企业的制度安排。这种跨越国界的网络化企业，其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的完善程度。

以厂商理论为视角考察新经济的动力结构，不仅有利于把握新经济产生的微观机理，全面认识架构新经济体系的基础条件，而且也有利于深化对“发展”这一范畴的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以发展为主题。这一命题提出的实质，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新世纪的历史机遇，推动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发展”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它是以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为背景的，因而包含着一系列新的涵义。

作为时代主题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不仅仅意味着产出的增长，经济总量的数量扩张。发展中国家实践表明，单纯的产出增加并不一定能带来发展，数量扩张的高速度也不代表社会的普遍进步和经济质的跃迁。因此，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把“增长”与“发展”两个范畴加以区别。抽象地说，发展就是要打破社会资源配置的旧的均衡突破旧体系的约束，重构新经济体系。而要实现资源配置均衡状态的调整，关键则在于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新经济体系生成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则在于现有的经济结构与新经济体系的不相适应性。因而，按照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实现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便成为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主线。

作为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一方面是一种全局性调整，关系到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一种创新式调整，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率的提高，必须从宏观上加以总体协调。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种全局性和创新式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正在于具有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这也是我们从美国新经济成长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具体来说：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企业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国民经济的活力不仅依赖于有效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更依赖于企业的活力。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衡量企业制度安排有效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则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关键在于从制度安排上为其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应当抓住网络经济发展的机遇，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体系的引导力量，以便进一步夯实发展的“底盘”。

——培育企业的“核心能力”，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新经济发展过程已经显示，随着高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和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企业竞争行为更偏向于长期优势。而支撑这种长期竞争优势的基础则是企业的核心优势。换言之，企业的技术创新必须有利于巩固其核心能力优势。因为作为核心能力，是企业独占的、其他厂商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企业只有具备了这种优势，才有可能不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不被其他厂商所替代。同时，注重核心能力的培育，也反映了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竞争的基本特征。以网络和软件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模式显示，企业竞争优势已逐步从传统的物质产品转向信息化、无形化和连续化的创新能力。